俗人姚彬的幸福與疼痛
趙思運
讀姚彬的詩歌，我們發現有三個出現頻率很高的關鍵字：“俗人”、“幸福”與“疼痛”。他寫過《我是俗人姚彬》、《俗人姚彬之二》，其他的詩篇中也經常出現“俗人姚彬”的字眼。我們知道，正如詩壇的“老了”不老、“陳傻子”不傻一樣，自謂“俗人”者，肯定不是俗人，至少不甘願為俗人。姚彬自謂俗人，一反普通人所理解的詩人的高蹈人生的姿態，而意在強調他生活的“在場”性。這個俗世中的詩人，自有他的人生體悟方式。無論“幸福”與“疼痛”都是“為我們的存在”之體驗。
他說：“我在想，如果我的大腦／左邊是幸福，右邊是痛苦，左右分明／結果會怎樣呢？
”（《重寫麥子》）我們來考察一下。
幸福是日常生活中“有限的成就”意義上“為我們的存在”，即是說，它是有限的、完成的，它自身就是終極目標和極限。比如：愛情、家庭、地位、道德感。在姚彬的詩歌中充滿了大量俗世的“幸福圖景”：
朋友們坐在這裏喝酒吹牛打麻將
面對大街，偶爾看看從人群中閃過的美女，或者
看看和我們一樣面帶笑容慢慢飄來飄去的酒鬼，或者
數數街上跑過多少輛賓士，娶新娘用了多少輛花車
更多的時候，眼睛和陽光碰撞，和街對面的樹木碰撞
新城開工典禮上的歡笑聲鞭炮聲，體育場新開出一等獎的鑼鼓聲
嘴中的煙圈在空氣中飛來飛去，和我們一樣怡然自得
一聲吆喝，隔壁的牛肉麵和火辣辣的姑娘同時送了過來
……
我們從重慶來到了北京，選擇一種最舒適的方式
選擇一種最能用去錢的方式，我們和阿四一起，在北京
開了個00號商鋪，隔壁是天安門廣場和充滿活力的樹和陽光
（《0號商鋪》）
流淌的音樂滑過我的衣服，又被我的手輕輕地招了回來
啤酒的泡沫卑微地屈服在我的胃裏，牛扒在我的腸子裏發出好聽的音樂聲
20瓶啤酒下肚後，鮮花變成粉末，四出飄散，
S巷跟著我的一聲大喊搖晃起來，燈光靈性起來
我用右手把S巷的女人的笑容扶正，又用左腳把它踏歪
樓上一群男女的聲音跟著搖晃起來，你在我對面，你是我的，你可以大聲地喊叫
我們面對面地把幸福傳送，我們一起喝酒呻吟
把幸福傳給S巷的人，變成生活的智慧
我用靈活的手撫摸時空，撫摸孩子一樣果斷而耐心
充滿無比的愛和偉大的力量，充滿著糖和玫瑰
你是我的，S巷承受著這個偉大的事實，S巷就這樣燦爛起來
（《S巷》）
“幸福”一詞的意義，最充分地應該體現在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運動宣導“人”的主體價值和現世價值。“人是萬物的靈長！宇宙的精華！”的讚歎，在中世紀宗教神學對人性的漆黑禁錮中，投射進炫目的人文之光！文藝的觸角也開始從虛無縹緲的天國移向現世。看看中世紀的繪畫、文學，都滿溢著現世生活的幸福靈光，《十日談》宣洩的肉欲，《夢娜麗莎》的迷人微笑，曾經征服了多少人們！而當下對於“幸福”的期盼，其實是２０世紀90年代對70年代、80年代的反動。共和國以來，直到六、七十年代，人們崇尚的是虛假的信仰，越窮越光榮的觀念異化了人們的生存；80年代人們崇尚的是形而上的精神生態，“愛情”、“民主”、“自由”、“公正”等成為意識形態的焦點。總起來說，它們都遮蔽了人們的現世物欲需求。90年代市場經濟的不可思議的迅疾發展，打開了人們的物質需求。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突飛猛進”，下半身的物欲氾濫使人們發現，現世的幸福逐漸不能夠滿足人們形而上的欲求，匍匐於地的人們，重新把目光直立起來，尋求更深的價值根基。姚彬的“幸福圖景”其實就是對90年代以來的物欲思潮的一個回應。
匈牙利當代學者阿格尼斯•赫勒在《日常生活》一書中指出：日常生活之中“為我們的存在”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幸福”，另一種是“有意義的生活”。前者體現人生的完成式，是“有限成就”的滿足，後者則是現代人面對充滿欲望衝突、價值衝突的世界而避免沉淪的生存方式，是個體在無限宇宙中確立自我的前提。
姚彬的詩歌中幸福圖景的展現，一方面是90年代人的解放的深入到物質層面的結果，另一方面，又體現了他對這種生活的“內心發問”，一種對“現世幸福”的意義的質疑。“從中山路到興華路
／要經過一個叫兒童樂園的地方
／——每到這時
／我們有著共同的努力：放慢腳步／看哪一個象自己的孩子
／有時我們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陰影
／那是來自內心的發問”
（《我們何時結的婚》）。他的長詩《家庭書》，絕無一般詩歌歌頌家庭幸福的溫情主義，他只是在俗世幸福的框架內充溢了對人類生存狀況的逼視，內涵的豐富與曖昧甚至解構了傳統詩歌中“幸福”。“結婚”是俗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生歷程中很少的幾次幸福生活的亮點之一，但是，姚彬在目睹結婚場面時想到的是“疼痛”：
在去迎接新娘的路上，我的一隻腳踩著了一群啃著骨頭的螞蟻
我回頭看了看那塊橫著的骨頭，直起身子往前走
這時天有些暗了，嗩呐聲催促迎親的隊伍快些走
這時雨快要下了，牛和羊順著熟悉的炊煙回家了
我忽然看見一個姑娘，一個被我錯過的姑娘，回頭時差點被我撞倒
我的心就一直這樣傾斜著，一直傾斜到嗩呐聲的底部
一個不很漂亮的女人被嗩呐聲接走，我們嘻嘻哈哈地抬著嫁妝
“螞蟻抬著一塊骨頭”，我的心裏忽然閃過這樣一個念頭
這時正是正午，太陽火辣辣的，大夥不停地喊著風
這時正是正午，大夥沒喊來風，把嫁妝停在橋頭和女人著急
我忽然看見一場雨，一群把我錯過的螞蟻，不停地東奔西跑
（《疼痛》）
我們注意到，他詩歌作品裏充滿著大量“疼痛”之類的詞語，有些題目就是“疼痛”，如《是歡樂是悲痛都應該寫進詩歌裏》、《我能挖出心中的痛？》、《我能說出心中的痛》等等。他總是在幸福中發現鍥入骨髓的隱痛與悲涼況味。《我的矛盾方式》：“……‘請敘述’，一個哥們這樣冷靜地操持著日常生活／擊打著我每個夜晚的思考，在火鍋店，請敘述你認識的火／吃著火鍋，我尋找著魚的肉和刺的整齊排列／鴨腸正如我冷漠的懷念，浮動的香菇常常使我記不起自己的面孔”，溫馨的世俗幸福裏洋溢的是生存的冷漠與自我的失落。我們發現，姚彬專注於人的世俗場景的摹繪，注重考量人的生存的物質向度，具有極強的現場感和物質性，一些地名、時間十分精確，詩的品質顯得十分質實。但是，他對人類生存的物質向度的考量，並未減輕他生存的精神層面的深度考量。他的精神深處一直有一種要飛升與超越的欲望。他筆下的“一隻金黃的鳥”與其說是實物，毋寧說是一種精神力量的隱喻：這只金黃的鳥“它飛走了，飛到電線上去了／我是看著它在電線上站著的／它沒有回頭看我／它知道自己在電線上站著／它用不著回頭看我／而我是忍不住要去看它的／除非它不從我的頭頂飛過／除非它沒想過在我的頭頂停一會兒”（《一隻金黃的鳥》）。這種向上提升的力的圖式就使得他的詩歌既具有了現實生活圖景的廣度，又具有了精神的高度，從而對人生世相有了穿透性。
因此，他的詩歌品質是雙重的：一方面，具有質實的形而下的現實品格，另一方面，又具有超拔的形而上的精神品性。前者展示的是有限度的俗世幸福生活的追求，後者揭示的是人生苦痛昇華出的恒久意義；前者突出的有限的客觀境遇裏對“幸福”的追求層面，後者突出的是永恆主體對現實境遇的超越，突出對“生活的意義”的追求層面。二者都體現了“為我們的存在”。
他的這一品格在新作《從星期六到星期五》（組詩七首）得到了更為鮮明的表現。
首篇《星期六》一開始就展現了一個世俗圖景：“穿過中山路的S巷時，一些呢喃波濤一樣把我覆蓋，帶著花花綠綠的期待／我這個柔弱的人會被砸傷嗎？或者有福了，今天是星期六呵，好多事情在休息／……躲進一個叫阿三的酒館，和老闆娘共飲，然後高唱／‘還我風流，把毀滅的還給我’，在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中年婦女面前，我有／足夠的勇氣和信心，把茶館喝成夜晚，把白天打一個轉，讓眼睛發酵”，但是，這所謂的“幸福生活”卻給人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感覺，“我是汽車上被漏掉的窮漢，一路上我撿拾了太多東西，我的腳步／已開始腐爛。一點奢華中的頹廢拖著我的雙肩”。週末的享樂時分流露了幸福時代所包孕（或者說是遮蔽）的深刻內傷。“保持一副鎮靜的面孔”的“我”只能“在S巷的表面來回遊蕩”。“表面”與“遊蕩”分別指證了現代人肉體與精神的無依狀態。
姚彬自謂“俗人”，其實，“俗人”未必“崇低”，未必“沉淪”，意識到“俗”者，必能夠免俗，意識到“沉淪”者，必能免於沉淪。而體悟人生意義、免於沉淪的一個有力的手段是藝術，是詩歌。俗人姚彬本身就是一首詩，“……詩歌第四行遲遲把我降生／我有一個俗裏俗氣的名字叫姚彬／母親不知道要生下詩歌／這首詩的第七行我才開始啼哭／……詩歌投石問路的那個夜裏／我就是那個成語就是那塊石頭”（《我是俗人姚彬》）關於藝術、詩歌的拯救作用，人們論述了很多很多，但是，在越來越濃厚的後現代語境下，藝術的力量越來越弱，詩歌尤其越來越被放逐到邊緣。俗世幸福把人們異化為欲望的奴隸時，詩歌改造現實的力量微乎其微了，她唯一能夠做的是——詩人以詩歌拯救自己，發現生活的意義，使自己在滾滾紅塵中免於沉淪。杜威曾說：藝術“是最普遍、最自由的交往形式”，但是他這句名言很輕易地就被姚彬的《在計程車裏聽電臺播我的詩歌》解構掉了。
在《星期日》的末世情境（“收集不帶笑容走過的奇怪的人／傳播林黛玉在空山上的緋聞，讓開花的樹全部死掉／讓水的骨頭全部露出牙齒，把我吃掉”）裏，“詩歌戛然而止”決不是偶然，現實阻滯詩歌的必然處境迫使很多詩人放棄了詩歌，而姚彬正是在這麼一個處境中把詩歌種植在內心、以詩歌默默而堅韌地抗拒著時間的“俗人”。更多時候，時間象一個牢籠，把人們困住，人們在昏昏沉沉中度過。“歷史是一個騙局？”“時間是一個騙局？”而當時間被“灌醉”的時候，它的真正面孔才顯露出來：
一大早，我就把星期四灌醉了
以前是時間把我灌醉，所以我還在想很多沒有享受到的禮遇
醉了的星期四開始對我說話，“姚彬啊，你還寫什麼詩歌
你把我寫進去有什麼用，我很清醒……”
“我可以給你一個情人，給你一大疊鈔票，讓你很安靜地睡覺
讓你把過去的生活全部忘掉”
星期四不停地向我許諾，把胸膛挺得老高老高
我知道星期四是醉了，但我還是在不停地圍著它轉
而我醉了的時候，星期四肯定就不會再管我了
而星期四為什麼它一直要說自己很清醒呢？我一定不能被它灌醉
（《星期四》）
時間允諾了太多的俗世幸福：情人、金錢、享樂，但是時間又象一個圈套使人們麻痹。庸常的時間有時是那麼腐蝕人：“時間把病毒傳染給我／緩慢地破壞了天氣、說話的語氣、甚至冥想的姿勢／你們中間一定有一個人象麥子一樣，接受著另一種病毒”，所以，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我希望中國人集體死去，然後再一個一個復活”一樣，姚彬“想給星期五留足夠的時間空間，讓麥子死去，讓它從新生長”，雖然“這很毒，這足夠能殺死玫瑰的叫喊和苦”，但是，“只有這樣，我才能獲得更多喊叫的權利，才能再次激起你們的憤怒／讓你們羞愧地辱駡一個被時間的影子淹得半死的男人”（《星期五》），這不是情緒式的自虐與自嘲，更是一種理性的自我否定，必須經由這種決絕的否定，我們才能重新找到生的意義，避免沉淪於時間的牢獄。對“自我”與“時間”的遺忘是導致新的“自我”生成的前提。在姚彬詩作中，“時間”一詞以及與時間有關的詞語出現頗多，這也是他的自我在時間長河中定位之自覺的表現。但是，回眸往事，他無法遺忘，“15
年的喊叫，沒有人聽見”（《星期一》），但它的陰影迎面而來，令“我”難以承受，在“自己不能找到時間的居所”著意於要“挖出心中的痛”。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他的這組詩《從星期六到星期五》寫了一個星期的生活，非常巧合的是，宗教上恰巧是一個禮拜。“從星期六到星期五，我不斷地愛上自己，不斷地分裂自己／不斷地向你們展示血淋淋的財寶”（《星期五》），“這個被時間的影子淹得半死的男人”最終能否自救呢？
俗人姚彬看到了自己的“幸福”：“在月光裏走路在陽光裏跳舞／在文字裏微笑在冬天裏走遠”，更看到了自己內心隱藏的“痛”，這種“痛”漸漸地在“手”、“眼睛”、“鼻子”、“臉”、“耳朵”等軀體部位上漫漶出來。雖然隱忍得“了不起的”姚彬“閉口不言”（《俗人姚彬之二》），但是他的詩歌洩露了他靈魂的隱秘之痛。
這組詩也再次彰顯了姚彬的詩歌文體形式的變化。我感覺他似乎在早期更注重內斂的精神世界揭示，以情境取勝，形式以短詩為主，言簡意豐；而近期則是語言句式開放式展開，敘述因素增加，從情境向物境、事境傾斜，以長句的鋪敘為主，在綿密中見出銳利。這種形式的變化，強化了俗世生活給予一個人的精神壓力，人的危機不僅僅在於自我內部的緊張，還在於外部世界的混亂與分裂。情境向物境和事境的傾斜，使得姚彬的詩歌在主體自我與客體世相的雙向對峙中顯示出各自的真相。
姚彬的“幸福”與“疼痛”揭示了當下的“為我們的存在”狀態，但是感覺他還停留在猶豫與懷疑階段，“為我們的存在”的依據尚處於探索之中。所以，作為現在主義詩歌群體重要一員的姚彬，還處於現在進行時態。從過去到“現在”，他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我們有理由期待他以“現在”作為新的起點。因此，我也願意以一個俗人的身份，繼續幸福著他的“幸福”，疼痛著他的“疼痛”。